老课本收藏，热闹过沉寂过
从2005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《开明国语课本》以来，老课本拂去尘埃，渐渐露出真容。不知不觉间，在公众视野中重见天日的老课本竟走过了十二年路程，从悄然面世，到被热烈追捧，最后归于平静，无论发生过什么，面对老课本这个富矿，我们对它的开掘其实才刚刚开始。

初来乍到时，曾默默无闻

陈宁宁今年65岁，已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退休。很多人并不知道，是她首先将老课本从故纸堆里找了出来，续写了老课本的新生命。

陈宁宁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毕业后，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多年，写过《尼采与庄子之比较》这类文章，也进行过大量家谱的研究。她发现很多大家族的家法族规都涉及到教育问题，而这些类似《弟子规》的内容往往对其后代影响至深。到出版社工作后，陈宁宁开始为找图书选题而奔忙。她回忆道，当时“一课一练”那类教辅书出得又多又滥，孩子们要做大量雷同的练习，“我当然不想出那类书，但我又不能出家谱。”这时她想到了曾在图书馆见过的几套老课本。

选择《开明国语课本》有偶然成分。尽管这套书图书馆收藏不完整，但陈宁宁说，她很喜欢丰子恺的画，而且这套书还是叶圣陶编写的，语言亲切又活泼。此外，她还选择了《商务国语教科书》和《世界书局国语课本》，“当时有一定的随意性，有个人好恶在其中。”

选题报送之后，社长赵炬非常看重这个选题，《开明国语课本》首印就有8000册，打破了一般图书首印5000册的惯例。因为著作权的关系，陈宁宁分别联系到了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和叶圣陶之子叶至善。叶至善还为影印版《开明国语课本》写了序，“小朋友，初踏校园，见着老师，他们上前鞠躬，问了好，老师微笑着欢迎他们。等到上了国文课，他们翻开书一看，方才温馨的一刹原来已经写进课本了，还有像快照似的插图，你说他们会怎样地惊喜。”

出版社为老课本系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，丰一吟亲临现场助阵；他们又到上海师大附小等两所小学做推广。但事实是，那些老课本一直默默无闻，陈宁宁笑称，“没办法，学生们还是要做一课一练的。”

而在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邹西礼的回忆中，当年推出老课本，并不是将之作为教材，而是为了挖掘历史文献。他记得，老课本系列面世后，引发了基础教育学者的关注，大家尤其对现行小学语文教育开始反思。不过，他也知道，“尽管如此，那些书反应依然平淡。”

让邹西礼和陈宁宁没有想到的是，《开明国语课本》接到像雪片一样飞来的订单是在5年以后，老课本彼时遇到了一次出版的风潮。而陈宁宁已经退休了。

意外走红，竟与远征军有关

如果说老课本曾掀起热浪，邓康延一定是首先要被提及的那个人。

2008年，邓康延正在腾冲拍摄纪录片《发现少校》，“我们去了国殇墓园，这是为纪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而建的墓园。”那天，随同一起到现场拍摄的老黄埔军校校友们哭着唱起了黄埔军歌，拍摄者也哭了。远征军曾在这块土地上血流成河，但那些活着的人此后承受着命运的不公，邓康延甚至觉得已无力承受悲苦。那天下午，为了换换心情，摄制组决定放假。

邓康延独自到当地玉石市场闲逛，碰到了老相识杜老伯。老人家搬出新近收到的一箱老课本，原本就有民国杂志、图书收藏雅好的邓康延自然不会错过。他只是简单翻了翻，就留下了几百元， 把这箱书搬回了招待所。

打开这些老课本，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共和国教科书》之《新国文》《新修身》的封面上还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——“姜兆信”，他应该是这些课本的小主人。而在另外一本书的扉页上，邓康延发现了审订者竟是大名鼎鼎的教育家蔡元培。“我把箱子里的书翻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心头颤动，我想这是远征军给我的馈赠。他们看到我拍摄纪录片一直处于悲伤中，冥冥之中给我带来了一抹亮色。”一本本老课本翻过，邓康延从内心深处发出感叹，大学者编的小课本，文字简洁、通畅、明白、生动，在那样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有那样充满人性的教育，有那样蹲下来看着孩子编课本的姿态。“我当时想我一定要做什么，虽然并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但我想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座富矿。”

邓康延继续收藏老课本，并在多家报纸开设专栏“老课本，新阅读”。他还在《读者》杂志上发表了长篇文章。“在2010年的第一期《读库》上，我们做了一个66页的专题，名字就叫‘老课本’。”著名出版人、《读库》杂志主编张立宪说，他2009年夏天拿到邓康延的稿件，“他在文章中写道，‘仁爱、礼义、诚信、情趣、方法、逻辑，家国之源、江山之远、永恒之义，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情节和写人状物之中。教育的最大功能是使生命产生敏感。洞彻人心者，人心生光明。这些文字还有老课本内文，深深震撼了张立宪。这位出版人看清了自己的心意：他有接近、亲近老课本的冲动。

2010年春节过后，邓康延正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寻找远征军的一些影像资料，收到了张立宪的短信，老课本’大受欢迎，继续写！”

老课本真的突然火了。也正是在那个时候，《开明国语课本》突然蹿红。此时，老课本的出版风潮也愈演愈烈，民国小学生作文、民国中学生作文等五花八门的书也跟着火了。

事实上，自从2009年夏天初识老课本后，张立宪再没放下念头。

在有了出书想法之后，他曾到杭州找到历史学者傅国涌，他这才知道民国时期老课本竟然有几百种之多。而傅国涌给张立宪推荐了几种书，包括《最新国文教科书》《共和国教科书》和《新学制国语教科书》。“我们经过层层筛选，最终决定出《共和国教科书》。这套是1912年，即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，由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审订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。此后十几年间此课本发行量有七八千万册，据说在中国乃至世界教科书史上，都是版次最多的一套教材。”张立宪说。

经过各种打听，他又辗转找到了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石鸥。这位带着湖南口音的老师刚刚从湖南师范大学调到北京，他竟然有近两万册的老课本收藏，其中就有《共和国教科书》老课本。让这些宝贝和更多人谋面也是石鸥的想法，所以，张立宪轻易从石鸥那里借到了书。但张立宪很快发现，他拿到手的老课本很多因为当年小调皮们乱涂乱画，或因战乱、搬运等各种原因，不少已破旧不堪，这让其影印出版的计划变得异常艰难。他只好费尽心思从不同渠道找到一些副本，还要修复那些不像样子的书，“修复一个页面常常要花费六个小时。”

历经修复、扫描、影印等过程，11册线装书《共和国教科书》2011年秋系统而完整地呈现了出来，从初小到高小，涵盖了七年课程。它一面世，迅速引起关注，并继续搅热民国老课本市场。最多的时候，不同出版社至少出了上百种，但其中大量都是重复品种。

没了跟风，反而显平静之美

关于民国老课本的热潮，张立宪曾说过，“其中有很多悲情的感情因素，说民国老课本如何受冷遇，如何被禁锢，如何不受重视，结果反而导致老课本市场变得特别火爆。”

但民国老课本的热度2013年下半年后开始逐渐降温了。

“老课本降温，是因为市场销售不太好，都是成年人在看，家长给孩子看的不多。”海豚出版社社长喻晓群直言不讳地说，一些80后白领家长会穿插着给孩子讲讲，或者参加一些读书活动读读。但他们逐渐发现，重温老课本更多是在怀旧， 考学还是用不上。

“当年火，是对现行教育不满足、对现有课本不满足的一种反应。”傅国涌说，中国大致完整的教科书1904年方才形成，但通过反观老课本，人们发现，中国课本当年是相当具有独立性的，里面没有意识形态化的色彩，是按照教育规律、年龄，完全从孩子视角编写的。

说了老课本的好，傅国涌的意思其实是，不少出版社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，出的多是跟风之作，并没有留下多少精品。他分析，很多出版社因为寻找老课本困难，常常会打乱原有的分册顺序，稀里糊涂地将不同分册内容拼凑在一起，出成一本。因为未还原当年教科书的样子，读者和专业研究者使用起来有诸多不便。他坚持认为，迄今为止，完整影印出版的民国教科书只有《读库》出版的《共和国教科书》系列，它也是老课本热潮遗留下来的少有精品。

不得不提的是，老课本这两年因为悄然退烧，反而显现出它应有的平静之美，文化接续、传承的力量开始不断显现。

在全国各地的课堂上，邓康延继续讲述老课本的美好。“竹几上有针有线，有尺子有剪刀，我母亲坐几前，取针穿线，为我缝衣。”他给听众讲，这篇文章写母亲寒夜缝衣，全是白描。他还经常讲一篇课文，“三只牛吃草，一只羊也吃草，一只羊不吃草，它看着花。”他会说，这是一篇充满了童趣却有深意的美文。

老课本的推广，在形式上也有所突破。邓康延介绍，他和麦兜电影制作方联系，已完成了20集动画片的拍摄，接下来还会完成30集。这家公司原本要价不菲，但一听说是关于老课本的，价格优惠了不少。“我想用动画形式，让大家看到老课本的美好、奇妙，让孩子们学到一种民国的审美情趣、做人的规则，学如何有情、有爱地学习，学如何遵守规则。”

邓康延从各地收藏的音乐、美术老课本简直让他眼前一亮，“接下来，我想把民国时期的音乐、美术多跟人们分享，我要做的是把覆盖在它们身上的尘土拂去。”他曾与台湾著名词作者方文山交流如何推介老儿歌，方文山建议“排音乐剧”。

出版界也没有停止对老课本的挖掘。就在最近，两本老课本的出现，让人们眼前一亮：一本是《西南联大国文课》在尘封70年后的面世，一本是即将于下月面世的《民国四川话教科书》。

关于《民国四川话教科书》，华西医科大学宣传部长廖志林说，2010年编院史的时候，他发现了启尔德先生1891年曾作为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，积极筹建华西协和大学。1917年，他编写了一部方便来华外国人学习的方言教材。“我甚至觉得这本华西协和大学早期的教材，同时可能还是唯一一部四川方言对应英语的正式出版物。”这部老教材现收藏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，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。

“当时这本书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教材，很土气，但很接地气。”廖志林说，每段对话都有场景，像买菜、打扫卫生等，四川人读起来尤其欢乐。

为了给老四川话正确注音，巴蜀文化专家袁庭栋还组织三位退休老人组成志愿者小组，具体执笔人为退休工程师张世光。“他的成都话说得比我标准。”袁庭栋说，之所以费劲做这些事，也是因为大家都快忘记成都方言了，而这本书对研究民国时期的成都方言非常有用，“我们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关注本土文化的历史。”

“再火的东西，没有新东西，自然就冷下来。”邓康延的意思是，老课本还有太多珍宝未被挖掘出来，而他关于老课本的挖掘，也会一直持续下去，“即使不是我，别人也会挖掘出来的，这些好东西，迟早会见天日。”

延伸
研究老课本，像福尔摩斯探案

首都师范大学东校区B区7楼，有一个不起眼的房间，首都师范大学教科书博物馆正在筹建中，近2万册老课本已被规规矩矩、整整齐齐放进了倚墙而立的8个书柜里。此外，房间中央有6个玻璃展柜，“烽火教科书展”正在此进行。这些抗战时期孩子们使用过的教科书，印刷粗糙、字迹模糊、版本不一，但一样有着生动的面孔。

每一本走过烽火岁月的教科书都很破旧，有的书皮上还会找到小主人的名字，一本《国语常识混合编制抗建读本》上就写着毛笔字“向家贵”，而另一本伪满洲国教科书《满语国民读本》上则写的是“孟宪铎”几个字。看到这番场景的人都会发出会心一笑，找到跨越时空的奇妙共鸣。

这个博物馆里的老课本来源只有一个人，它们都是石鸥教授二十多年来的收藏。他早已忘记自己收藏的第一本老课本是什么，更多的老课本他实际上也无暇再去翻动，只能留待学生和后人研究。

这些百年以来的老课本已形成各自的体系，比如清末新学堂教科书、清末民国女子教科书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教科书、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包括伪满洲国教科书、新中国初期17年教科书、十年“文革”教科书、少数民族教科书等。

石鸥很乐于跟人分享这些老课本，他从来不会嫌麻烦。有一个人曾给石鸥打来电话，说他曾祖父是民国开国重要人物黄展云，编写过课本。“他跟我说，他奶奶已经九十多岁了，特别想得到她父亲当年编的教材，到处打听才得知我这里有收藏。”就在老人过生日前一天，扫描本恰好寄到，全家皆大欢喜，老人激动落泪。而关于石鸥的收藏，甚至连日本、新加坡、美国等研究专家都曾享受其成果。

对石鸥的学生们而言，这些老课本成了他们未来的研究方向。石鸥和他的30人团队形成了国内最重要的老教材研究力量，已完成“中国百年教科书研究”等重大课题。宁波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小鸥说，2006年，她师从石教授读博士，在他家里第一次见到老课本，“我小心地抚摸这些泛黄的、微脆的，有些甚至满是虫蛀的课本时，内心深深地震撼了，清脆的童声好像就从耳边飘过。”直到现在，她还记得那些给她带来触动的老课本，有《字课图说》《蒙学科学教科书》《最新官话识字课本》《最新国文教科书》《女子修身教科书》《格致须知》等。

吴小鸥刚刚研究完1933年开始出版的《复兴教科书》，据她研究，这套教科书是20世纪中国教科书史上参与编辑校订人数最多、经历课程标准最多，并使用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科书。“当年商务印书馆明确提出‘为国难而牺牲，为文化而奋斗’的口号，气势磅礴地推出这套影响深远的教科书。”她说，从1933年至1948年，《复兴教科书》初步统计出版了183种738册，这套教材注重增强儿童对国家民族的自信心，如收入有《我的学校》《我的先生》《本地出产的东西》《我国的兵制》《我国最大的河流》《我国的文字》等课文。

石鸥的另一位学生刘学利现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，她基于老师的收藏，成为国内少有的伪满洲国教材研究专家。“在特殊的历史时期，教材甚至能变成枪炮、大刀，变成统治工具，这完全颠覆了我对教材的旧有认识。”刘学利研究了一百多本抗战沦陷区伪满洲国的教材，那些教材肆意篡改历史，抹杀中华民族文化痕迹。比如教材只保留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忠、孝、勤劳的元素，意在奴化中国学生。而在介绍历史、地理的教材中，关于“中华民国”的叙述，特别将东北三省去掉。教材中，还有最长的一篇课文，写的竟是历代日本天皇的仁德。“当时还将日语定为了国语。”刘学利说。

石鸥总结道，国内对老课本的研究时间不长，但研究难度很大。他经常对学生说，老课本研究很多时候就是考古。吴小鸥对此很有共鸣，关于《复兴教科书》，她收集资料就花了三年多时间，但至今还不是很全面。而更有许多老教材一直未见，“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生编的《蒙学课本》第一版至今没有看见，1933年由中央人民教育委员部编辑的《共产儿童读本》第一版至今也没有看见。”吴小鸥说，研究老课本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，需要不断找线索、找证据，一定要用证据说话、让教科书自己说话。

石鸥和他的学生们都提及国内图书馆对老课本收藏的薄弱、档案馆对相关资料保存的不足，这些都给老课本的研究带来很大障碍。但他们认为，对老课本的抢救和研究不能再等了，因为它们是历史的见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