价值百万的晚清老股票

数年前，有人出价百万收购一张 1872 年发行的清代老股票，这是张什么样的股票呢？

 为了解决糟粮运输问题，同时打破外商对中国内河航运的垄断。李鸿章等洋务派决定招股创办一家新式轮船企业。随着 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与电报的应用，东西方贸易的新时代来临，创办新式轮运业迫在眉睫。

派谁来筹办呢？李鸿章最初选择了在航运界颇有影响的沙船主朱其昂。1872 年 12 月 23 日，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转呈了朱其昂等拟定的《招商局条规》与《试办招商轮船折》，3 天后，清廷批准招商局成立。1873 年 1 月 17 日，招商局正式开局营业。

 为鼓励大家认购新公司股份，李鸿章自己先掏腰包入股 5 万两。然而，轮船招商局招股过程异常艰辛。三个创办人中途“跑”了两个，留下朱其昂苦撑。先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以“洋商嫉妒”为借口，不肯入局。后来另一创办人李振玉也以“众论不恰”为由退出。

朱其昂虽拥有巨额资金和丰富经验，但对兴办新式轮船企业并不在行，招股工作没有进展，沙船商人并不买账。连他自己在内，在沙船界只招到 2 万两。半年过去，实际只招到 10 万两。李鸿章只得拿官银 19 万两借给招商局，新公司开业一年，帐面亏损达 4.2 万两。

 李鸿章设法把著名的买办商人唐廷枢从怡和洋行“挖”来，委以招商局总办的重任，又派自己的亲信幕僚盛宣怀为“监督”。唐向李鸿章推荐了粤籍香山同乡、在航运业上有大量投资，先后附股旗昌、公正轮船公司的宝顺洋行买办徐润。徐被任命为会办。唐、徐二人成为招商局管理层的核心。

1873 年 6 月，唐廷枢走马上任，招股成为头等大事。他主持制定了新的《局规》与《章程》，在集股方式、股本总额、商董推选、股东权利、股票发行与转让、余利分配等方面均较之前的版本更规范与完整，《章程》规定总局与分局由股份较大者充任，将“股份较大之人公举入局，作为商董，协同办理”，《局规》强调商办性质，规定商董在局中享有较多权利，股东可在账目公开后“随时到局查阅”。

 在唐的努力下，招股工作取得突破，他本人投资在 8 万两以上。他还把原来附入怡和洋行的南浔号轮船“随带入局经营”。其他洋行买办刘绍宗、陈树棠在唐的游说下也随之“跟投”，其中，陈树棠投资达 10 万两。

 徐润更是出手不凡：他自己附股 4800 股，合 计 480000 两， 游 说 亲 友 与 同 僚 入 股 不 下五六十万两。两者入股资金在 100 万有余。超过其时招商局总股本的50%，为标准的“控股股东”。

在唐、徐的影响下，招商局入股者踊跃。 1874 年招股 47.6 万两，1881 年招足 100 万两。 1882 年，唐廷枢决定添招新股 100 万两，凡持有 200 股老股者，可按每股 80 两价格认购面值 100 两的新股票。1883 年即招足。

初期招商局的资金来源过分依赖官方的借款，至 1877~1878 年，招商局累计向官方借款 14 笔，共 192.88 万两，该年度招股总额只有 20.8 万两。最初几年，官款一直高过股金，李鸿章对此很十分担心：“股份过少，恐致决裂”，因此招徕商股是招商办轮局的关键，唐、徐 2 人招股工作突破性进展为业务发展创造了条件。

在经营上，招商局很快成为英、美轮船公司的强劲对手，双方在内河航运业上进行了激烈博杀。转机在 1876 年降临，旗昌轮船老板想回美国发展，标价出售其产业。在唐的主持下，经过数轮艰苦谈判，1877 年 3 月，招商局以 222 万两的代价将拥有大轮 16 艘、小轮 4 艘及包括外滩 9 号在内物业的旗昌轮船公司揽入麾下，此举堪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

招商局并购旗昌后，航运实力急剧增长，与英商怡和、太古轮船公司展开了激烈的价格战，该公司船东登门求和，唐见好就收，与太古签订了中外航业之间的第一个齐价合同，维护了中国利权，对起步阶段的招商局起到了保护作用。

 招商局虽是官商合办，但政府入股的比例并不高，它给招商局两大优惠政策：一为拨借官款，二为承运糟粮等官物。政府的算盘打得很 “精”：以漕运收入偿还官款。政府的大量资金是以 7%~10% 借贷而非股权形式进入招商局，每年坐等分红。唐、徐二人虽是大股东，但官商合办体制下商股言轻，他们只能在有限的自主空间上为招商局的发展做些事情。

 股东们对唐廷枢的表现非常满意，1875 年，股东们到招商局总局查看账略时，共有“欣喜之色，故请不必朗诵（账略），便向总办道谢而散”。唐廷枢告诉股东们，钱庄的款项都已归还，公司已摆脱了以前的困境。至 1881 年，轮船招商局固定资产总额从初创时的 63 万余两增加到 320 万两，利润则从 8 万余两升至 29 万余两，股东获利丰厚，1874 年获红利 15%，次年再获 10%。其股价也从 1876 年的 40~50 两（面值 100 两）升至 250 余两，1882 年夏更升至 270 两。

 然而，唐廷枢的总办位置却受到挑战。李鸿章不愧为官多年的政治老手，熟练平衡之道。盛宣怀相当于代表李鸿章在对公司的监督，唐、徐为职业经理人。唐徐与盛最初并无纠葛，因李需要一个人在前帮其“打头阵”，盛基本上是个挂名的“会办”，其在局中股份只有 4 万两。由于处事风格的不同，加之盛的野心，两人的矛盾逐渐激化，其当初入股时“南浔”等“附局轮船” 埋下了隐患。最后爆发的导火索是资金的挪用，起因是唐廷枢给兼任总办的开平煤矿挪用资金，导致两公司产权关系与责任模糊。盛趁机大做文章，并向李鸿章上书。1883 年，李鸿章在一份批示中严厉批评了唐廷枢。1885 年，唐北上专主矿务局，招商局进入了盛宣怀时代。